从科尔沁草原到呼伦贝尔草原，大多数人都选择乘火车，我们俗称它为“草原列”。从内蒙古大西包头到大东头呼伦贝尔草原，草原列通常都要行驶48小时。可以说当时的草原列算是如今的高铁了，内蒙古人称它为绿皮快车。绿皮快车草原列驶出科尔沁草原便开进巍巍大兴安岭。早晨天色蒙蒙亮，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就会跳入你眼帘，真是绵延万里绿色之大海。我知道兴安岭那头就是目的地呼伦贝尔草原，期待早一点见到梦中草原，可草原列穿越大兴安岭足足用了大半天。茂密的森林刚刚转换成稀疏的树木，又很快被大草原所替换。呼伦贝尔大草原～我来了！真是一望无际啊！不知比我儿时的草场要大多少倍，这是我对呼伦贝尔草原最初的印象。

九十年代初期的呼伦贝尔草原是单色的纯绿色的，草原上看不到一家工厂更不要提有化工厂了。除了一条301柏油路国道再没有路了，到牧民家只能走自然路（指没有人工修筑的路）。纯朴的巴尔虎蒙古人仍沿袭着上千年的游牧生活，卖牛羊换取大米白面，偶尔看见骑摩托车牧羊的牧民算是很现代化了。满洲里到海拉尔途中有一个牧民饭店叫伊和他拉饭店，其实就是一座蒙古包。我们出差到海拉尔一定要在此停留充饥的，奶茶不算消费也不收钱的，他们家风干牛肉面特别好吃。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跟主人聊着天南海北的蒙古人生活甚是欢喜，临走的时候主人往往送一袋阿嘎日了（自制奶干），平均一个人消费不到十元。开动马达离开蒙古包时主人肯定出来送客人的，我们走了许久回头仍能够看见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那时心里真是暖暖的。

记得是非典的那一年，美国刚刚经历了九一一事件还没消停国内便又有了非典，百姓生活多了一些不便和不安。经海拉尔师范学院一位教师介绍，我接手了其哥哥的一起草场纠纷。东旗乌公社（在内蒙古旗的建制与内地县相同；当地牧民至今还习惯叫公社，而非乡或镇）一牧民称其分得的草场面积有水分，草原证写的是一万亩，但实际给划定的草场也就有五六千亩的样子，虽然多次找领导均没能得到解决。我立即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利用GPS测量嘛，于是决定接手这个案件。经过测算几千亩草场的年产值及赔偿额度我们商定律师费为二万元。于是我大胆租用北京吉普车及GPS设备和技术人员。从海拉尔到达目的地草场足足用了六小时，我们终于来到这片世外桃源。这里离蒙古国边境很近，显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一路上也没碰到什么人。看来这里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非典了，牧民压根就没听说非典是什么东东。

技术人员开始测量了，不一会儿数据也就出来了，结果真是少了四千五百亩。不知道谁去通知到了嘎查达（村长），一位穿着传统蒙古袍的中年男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现场与我们攀谈起来。当时我对巴尔虎蒙古语不太熟悉，尽量讲书面语尝试着跟他沟通。嘎查达讲当年分草场时都是骑摩托车测量的，并根据摩托车的公里数来划定的草场面积，误差是肯定有的，总之在做辩解。我心想误差近五成，是不是在创世界纪录啊！我的当事人见村领导来了，很热情的请到蒙古包里喝着奶茶聊起来。不一会他们就谈妥了，嘎查达答应村里可以补齐草场，这就算和解了，非常圆满。

我们的当事人非常开心，奔走七年没能解决的难题就如此简单的被化解了。不停的端着奶茶向我表示谢意，又说当牧民不容易，有牲畜但没有闲钱等等～后来就直说无法承担谈妥的律师费，但愿意拿出两只羊（当时一只羊市值不到三百元）当做我们的报酬。感谢牧民的坦诚。我看着他们羊圈里的三千多只羊，再看几百头牛，瞭望刚刚测量过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场，我无语了。我知道牧民不容易，律师费也可以免，可我租用的车辆设备和雇佣的技术员及设备成本咋办～作为草原律师做的第一个业务，我竟然亏本了。但生活得继续，活羊我也没法带回城里，只好在湖边宰杀吃肉了，戏言将另一只羊寄养当事人家里了。吃着鲜美的羊肉喝着草原白（高度粮食酒）欣赏着美景，权当野炊了。

从那之后我再没有接手过草原纠纷。但是过了十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一生，又是在东旗又是跟这些牧民有关～

                                                                文/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   那仁朝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