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年--2 我的同学
2018-12-07 2341
---致母校建校70周年
1992年7月,我离开辽大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内蒙古草原。或许是受众所周知的某事件的影响,那一年内蒙古教育厅对省外生分配的非常差。我手里拿到的派遣证写的是到哲里木盟人事局报到。结果哲里木盟人事局又让我回自己的出生地奈曼旗去报到,又是一番奔波之后,奈曼旗政府却只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等待,一番兜兜转转却始终徒劳无获的我,看着父母的唉声叹气、无奈窘迫的身影,决心外出自己找一份工作。我联系了辽大生物系吴金海同学(1992.8病故),相约来到了边境小城满洲里市。
1992年的满洲里市城市人口到刚四五万,是那么的清冷与破落,这里不存在高楼林立,最高的楼也仅是四层政府大楼。从大都市沈阳来到满洲里市,这样的落差让我的心里充斥着酸楚与无奈,然而生活不待人,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车站附近每晚十元的木头楞小旅社是我满洲里生活的第一站。第二天一早,我们兴冲冲地来到了满洲里市人才交流中心递上辽大毕业证寻找工作。然而,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简单又礼貌的回绝了我们,他们说只招收呼和浩特的几所院校毕业生,且都已分配好,没有职位,抱歉!生活再一次对我们当头棒喝,不知如何是好,亦无处可去的我们两个人索性蹲在在三楼楼梯口发牢骚。正百无聊赖之时,一位个子不高身材又很敦实的干部模样的人正好路过了楼梯口。他听见我们两个人满腹牢骚的蒙古语,突然停下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一番自我介绍过后,他二话没说领我们进了人事局局长办公室。他对人事局局长说,如今正值改革开放,不应再拘泥于派遣证及生源地就业等旧概念,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满洲里市司法局,而吴金海分到了满洲里市防疫站。后来才知道,在我们混沌迷惘之时帮助了我们的大恩人叫特木尔巴根,是当时的满洲里市委书记。
生活并没有就此步上正轨,上班十几天后,吴金海同学还没来得及报到,便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随后住进了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病情恶化的十分迅速,不到一周吐血又尿血,医院又诊断不出病症所在。住院费用输血等等大问题如山一般压的我们喘不过气,情急之下,我再次找到了特木尔巴根书记并阐述了现在的窘境,求助他帮忙。特书记指示防疫站负责垫付所有医疗费用,并要求医院全力抢救。防疫站团支部书记李霞女士(后来做到了满洲里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很快动员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医院验血献血,但非常遗憾,就是找不到配对的AB型血。我看着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再看看吴金海同学无助的眼神,果断决定转院至沈阳大医院治疗。这一情况惊动了辅导员焦老师,焦老师发动所有资源给我们联系好了中国医科大附属医院。在满洲里市医院及防疫站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顺利转到沈阳市中国医科大附属医院,然而此时已回天无术,吴金海同学被确诊为晚期脑癌。那时我感觉天就要塌下来,又不知如何跟吴金海同学讲。我猜吴金海已经察觉到了些许,他拉着我的手说,那仁咱们回家吧!我装出很坚强很成熟的样子硬生生的把眼泪憋了回去……回到通辽第三天他就走了。
大学毕业不到二个月,好不容易解决了就业吃饭问题,却就这样送走一位挚友,他是我共患难的伙伴,是比肩前行的战友,当时我的心如坠冰窟。
人生而于世,总要背负悲伤同行,来上海很多年以后我回到满洲里,要去看望特书记他老人家时才得知,特书记于2005年因病故去,我心里非常难受,我都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
文/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 那仁朝克图